電梯把我們原來的通道都堵住了，這可不行！”

“我不同意！這房子40多年，地基都不牢了，施工保不齊就出事！”

老舊小區要裝電梯本是好事，但浙江省杭州市要推進這個民生工程時，迎面卻遇到了“潑涼水”。因需求不同、費用分攤等問題，幾十年和氣的老街坊們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對簿公堂……

小矛盾如果不斷集聚，可能演變為社會重大風險。如何預防預警、調處化解、回應訴求？如何最大程度地將矛盾吸附在市域、化解在萌芽、解決在基層？這考驗著每一個地市的社會治理能力，也是檢驗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基本目標。在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中，按照分類指導的思路，劃分了11個試點項目，指導各地市在對照試點各項要求“全面建”的同時，分別認領了1-2個項目“重點創”，“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是其中之一，全國有130個地市認領。

近日，第四次、第五次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創新研討班分別在江蘇南通、內蒙古鄂爾多斯舉行。聚焦“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主題，130個地市大致分為南北兩個片區參加研討，圍繞“防范化解涉眾矛盾風險”“防范化解房地產和物業領域矛盾風險”“防范化解鄰里、家庭矛盾風險”“防范化解涉疫及其他突出矛盾風險”“矛盾糾紛調處平臺建設”5個專題共話創新之路，共謀治理良策。長安君為您帶來一線報道。

開出重點領域矛盾風險化解之“方”

社會矛盾紛繁復雜，“要抓住關鍵性環節精準施策，才能杜絕各類矛盾風險橫向串聯出現連鎖反應?！备髟圏c地區以問題為靶，針對矛盾糾紛易發生的重點領域把脈定向，對癥下藥，努力將矛盾風險吸附在市域、消解在萌芽。

針對物業矛盾糾紛，浙江省杭州市聚焦老舊小區加裝電梯困境，整合人民調解組織、矛調中心和第三方專業機構等力量，搭建“加梯聽證會”溝通協商平臺，組織建設部門、街道、社區、居民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和律師進行討論和交流，普及電梯知識，幫助居民消除認識誤區，初步形成了和諧加梯的“杭州方案”。陜西寶雞聚焦老舊小區無人管、無物管、管不好的“三無”難題，實施小區改造、選“當家”、找“管家”的三步工作法，全市“三無”小區全部變身“五有”：“有堅強的黨組織、有充足的力量、有固定的活動場所、有豐富的資源、有管用的治理機制！”

針對鄰里、婚姻家庭矛盾糾紛，各地頻出實招，修復呵護社會“最小細胞”。重慶大渡河區組建“太陽媽媽”工作室，專門為社區群眾解決鄰里糾紛、調解家庭矛盾，惠及轄區6000余居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州級層面，建立家事調處、法律援助、心理咨詢“三大專家團”，為家事調處提供專家后援；在縣級層面，實現婚調委進駐社會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化解中心、民政婚姻登記大廳、法院家事審判合議庭，讓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婦聯調解剛柔并濟，促進“案結、事了、人和”。遼寧鐵嶺建立“1+1+N”鄰里家庭矛盾調解機制，通過明確1名屬地領導、1個屬事部門，動員網格員、志愿者、心理疏導師等“N”方力量協助化解、動態回訪，有效防范糾紛反彈激化。

針對勞資糾紛、土地流轉等涉及群眾利益的矛盾糾紛，更需注重維穩與維權相統一、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海南省儋州市緊緊圍繞防控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重大風險，緊盯建筑領域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組織召開職能部門、開發企業、施工企業及信訪代表多方參與的治理欠薪協調工作會議。2022年上半年，辦理農民工討薪案件159件，金額約200萬元。四川省遂寧市建立土地流轉分級審查制度，縣鄉兩級按流轉規模，分級審核嚴把項目關，讓“沉睡資產”煥發生機，助推農民增收致富。截至2022年7月，全市化解農村土地流轉拖欠租金糾紛116件，涉案7864萬元，有效維護了農民合法利益。青海海東市針對拉面產業外出務工人員矛盾糾紛問題，將專責調解、法律援助、法治教育相結合，在微信平臺進行典型調解案例警示教育，以法促和。

凝聚多方參與矛盾化解之“力”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防范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工作責任大、要求高、任務重，各試點地市深挖“內力”，善借“外力”，凝聚起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市域的強大治理合力。

“沒想到，網格長幾天就把這事兒給辦妥了！”甘肅酒泉肅州區天怡家園居民張先生激動地說。

原來，他隔壁的自助洗車房噪音大，嚴重影響了正常生活。網格長與“網格警長”“網格法官”多次走訪洗車店積極溝通，店主最終承諾每天晚上10點后關機，買來共振處理器降噪，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

強基層基礎，做好“必答題”。群眾的訴求就是黨委政府的“必答題”，答不好就容易形成矛盾糾紛。甘肅酒泉建立“一套機制保障、一個中心指揮、一張網格管理、一支隊伍服務、一套系統支撐”的“五個一”網格規范化運行機制，做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辦”，大量關系群眾利益的身邊小事在格中得到化解。廣東省惠州市推進網格化治理向住宅小區覆蓋，整合社區、派出所、綜合執法、物業管理等多元主體入格，推動解決車輛停放、樓棟管理、環境衛生等問題，讓小區內可能發生的各類糾紛消解在萌芽狀態。

促聯動聯調，提供“最優解”。河北石家莊變“多中心”為“一中心”，將各縣綜治中心、群眾來訪接待中心、訴訟服務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統一整合到了“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讓群眾的各類矛盾糾紛在這里都能找到適當的化解渠道。廣西自治區梧州市建立法院、公安、民政、教育、婦聯等單位信息共享通報制度，在法院立案、公安接報警、民政窗口以及學校家訪中發現的涉及婚姻家庭矛盾糾紛信息實時報送政法委，由各級政法委做好研判和工作派單、跟蹤，形成調解閉環，確?；橐黾彝ッ芗m紛件件有人管、管到底。

以共建共治，繪出“同心圓”。江蘇省泰州市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組建調解專家庫，把名人調解室、金牌調解員、律師和法律專家、矛盾多發行業領域業務骨干、心理咨詢師等納入專家庫管理，通過引入外力，打造了一支更為多元和專業的糾紛化解隊伍，矛盾雙方當事人像“預約就診”一樣，在線上“下單”專家，到線下進行調解。內蒙古鄂爾多斯研發“多多評·碼上生活”社區智能綜合服務平臺，推行“碼”上解紛，社區可發布“矛盾問題清單”，社會組織、在職黨員、志愿者可主動“搶單”，幫助化解完畢可得到積分獎勵，在實際消費中抵扣現金，進一步激發了全民參與矛盾化解的熱情。

長效提升矛盾預防化解之“能”

市域社會治理是系統工程，既要一事一解“治當下”，也要創新思路“謀長遠”。各試點市區發揮市域在治理資源、能力、手段方面的優勢，積極探索、破解難題，不斷創新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的“組合拳”。

強化信息支撐。江蘇省南通市上線“市域社會治理智能化綜合平臺”，實時匯聚“蘇解紛”等業務系統矛盾數據，對糾紛體量大的矛盾種類實時分析研判變化態勢和風險等級。比如，通過綜合婦聯咨詢、婚姻登記等8個維度實時數據，建立家庭婚戀糾紛風險監測預警系統。湖北襄陽創新建立“情指勤輿”一體化實戰化機制，線下建立一體化作戰中心，實行“7x24小時”全天候值守，研發運用實戰模型62個，及時發現重大矛盾糾紛隱患。四川省廣安市培育“網上楓橋”品牌，探索異地視頻調解、法律機器人個性化服務等智慧調解手段；北京市懷柔區建立智能化綜合平臺，探索視頻接訪新思路，與山高路遠、腿腳不便的山區群眾遠程交流，讓群眾享受到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解紛便利。

善用法治方式。針對部分群眾法律意識淡薄，糾紛處理易“走極端”的現象，江蘇省蘇州市完善“網格+調解”“網格+律師”“網格+普法”工作，探索非警情類糾紛人民調解先期調處，培育1萬名網格內“法律明白人”，推進5類民間糾紛在最基層依法化解。重慶市永川區優化訴調、檢調、警調、訪調、專調聯動運行機制，把案件分流進入各專業性調委會，初次調解不成，二次分流進入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司法調解綜合調處環節，無法調處的可進入疑難信訪交辦、遺留問題處置和訴訟兜底程序，讓矛盾糾紛始終在法治渠道內運行。天津薊州區讓法官、法律顧問定期入駐鄉鎮、村訴訟服務站，提供法律咨詢、疏導化解服務。西藏山南市全面推進政法領導干部聯系企業包項目、政法干警擔任村居（社區）法治副主任制度，率先在全自治區矛盾糾紛比較突出的鄉鎮和社區設立了6個法律服務站，為群眾提供“問診式”法律服務。

用好道德引導。重慶市南岸區探索創新“推拿按摩”工作法，在釋法明理之上，注重發現雙方當事人道德修養的閃光點，引導雙方“和為貴”，依靠道德的力量化解糾紛。安徽省安慶市在村（社區）推行治理積分制，將積分結果與村民享受的福利相掛鉤，引導村民以行動換積分，以積分轉習慣，提升廣大群眾明事理、辨是非的能力，更好地預防化解各類矛盾糾紛。

當前，安全環境復雜多變，我國社會治理仍面臨不少新情況新挑戰，這更迫切需要發揮市域“前線指揮部”的重要作用，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作為撬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支點，有效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以“市域之治”助推“中國之治”。